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的时代浪潮下，16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演进到明朝，面对惊涛拍岸的大航海的时代潮流，明朝当政者有何反应？
作家郭宝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明首相》，以大航海的时代潮流为坐标，重新审视当政者高拱、张居正等明朝政治家的施政理念、为政举措，进而得出新认识。这部作品展现了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明朝海禁政策面临冲击时政治家的抉择。日前，郭宝平向记者讲述了他笔下这段跌宕起伏的闭关与解禁激烈博弈的历史。
明朝前期，恪守禁海祖制
郭宝平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伊始，便推行海禁政策。所谓海禁，实质上是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往来。此前，宋朝因连年战争，国库耗损巨大，“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外商纷至沓来，朝廷甚至还制定了保护外商权益的法律，海外贸易堪称繁荣。元代沿袭了宋朝对外开放的政策，造船技术进步，带动海外贸易蒸蒸日上。
郭宝平认为，在明太祖“开国禁海”的严厉统治下，此前蓬勃发展的沿海贸易近乎夭折。虽然当时大航海的时代浪潮滚滚而来，但在郭宝平看来，明朝历代皇帝以维护祖制为己任，保守、内敛、重本抑末，主动解海禁几无可能。永乐时期，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学者多认为那是以宣示国威、巡视万邦的政治目的为主。“开海禁的标志，是允许民间海上贸易。”郭宝平说，郑和下西洋与促进民间海上贸易无关，因此称不上开海禁。
明朝中后期，开海禁阻力重重
1522年，嘉靖时期开启，此时民间海上贸易需求日益增加，导致倭寇猖獗，沿海的部分官员也从走私中捞到不少好处。
浙江沿海的双屿岛便是嘉靖时期倭寇首领汪直的盘踞之地。“在海禁政策下，倭寇以此为根据地，四十里长的一条路，寸草不生，前去贸易的各国商人车水马龙。”郭宝平说，岛上还建起了教堂、医院，一派西洋景象。郭宝平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城市建设的起点，可惜在“剿倭”中被捣毁了。
倭患、银荒，民间开海禁的呼声此起彼伏，逼迫朝廷作出决断。然而，在郭宝平看来，当时除了开海禁政治不正确外，长期海禁国策使当时的人们对大海充满恐惧，加上一些沿海官员出于维护从走私中获取的既得利益，反对开海禁的力量很强大。
放眼世界，大航海的时代潮流浩荡奔涌。葡萄牙已是海上强国，远渡重洋而来，租赁了澳门，隔三差五就向明朝提出开展贸易的请求，但都被拒绝了。据郭宝平介绍，当时西方正处于转型期，还没有强盛起来，不仅不敢和明朝开战，还应明朝将帅的要求帮助追缴倭寇。“开海贸易是时代的呼唤。这声音，明朝上下多多少少已经听到了。”郭宝平说。
在这种形势下，隆庆元年初，朝廷颁旨在泉州月港开海禁，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小说《大明首相》的主人公高拱，此时是最受隆庆皇帝信任、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最有分量的大臣。高拱中举后，曾在开封大梁书院学习十余年，受实学、“自由之风”影响颇深。“从对他当时的影响力和处事风格判断，局部解海禁，高拱实为主导者。”郭宝平说。
隆庆五年，高拱当国执政，决断通海运、造海船、强水师，并督促实施。“高拱的这个举措，事实上变相打破了东部沿海的海禁。”郭宝平评价道。
隆庆六年，高拱又与两广总督殷正茂谋划在广东开海禁。但尚未来得及落实，高拱就被张居正所取代。而张居正是反对开海禁、通海运的。他给友人写信说：“仆犹虑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因此，张居正上台半年，即隆庆六年十二月七日，颁旨严海禁，饬令沿海各省“将商贩船通行禁止，片板不许下海，仍严督沿海官军往来巡哨。”继之，又下令停止海运。郭宝平认为，张居正并不是出于私利，主要是他崇拜太祖朱元璋的俭与严，不能增加经费，他将海洋视为天然屏障，一旦开海禁、通海运，漫长的海岸线需要部署兵力，增加支出负担。因此，他严海禁、罢海运，中华号航船最终未能顺应大航海的时代潮流。
以古鉴今，提升海洋意识
在《大明首相》中，一个令高拱感到奇怪的梦境多次出现：“苍茫无际的大海，时而波涛汹涌，时而风平浪静。影影绰绰可见海面上商船鳞次栉比，穿梭往来。船上有中土之人，也有红发碧眼的夷人，嘈杂无比。忽而，这些舟船拥挤到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车轮，‘呼啦啦’地向岸上滚来，势如破竹。所过之处，村庄、街巷瞬间被夷为平地，田间劳作的农人望见此轮，纷纷抱头鼠窜，场面可怖……”
在小说中设置这样一个情节，郭宝平别有深意。
“高拱主张开海禁，但我不认为他认识到了大航海的时代潮流，高拱只是在漕运遇到困局时寻找新出路，不期然顺应了时代潮流而已。”郭宝平说。在他看来，嘉靖时期，只有少数从事海上走私的徽商具有海洋意识。200余年的海禁政策，令多数国人对大海充满恐惧，不敢涉足。
“我借助高拱的梦揭示的是，时代变革就要来了。巨大的车轮向岸上驶来，象征着大航海时代的浪潮正向明朝滚滚而来。劳作的农人抱头逃跑，则暗示通海对重农抑末的农耕文明的冲击。”郭宝平解释道。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海洋意识的缺乏，曾让航海、造船技术领先的明朝在历史岔路口错失了引领海航时代发展的时机。“现如今，认识海洋、发展海洋，不仅仅停留在自然资源的层面，还要有经济、政治、国防等角度的深度认识。”郭宝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