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美国海洋战略正在呈现新的转型：以超前的海洋经略意识，制定海洋战略规划；突出海军作用，以“重建海军”为后盾，维护美国全球海洋主导权；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支撑，引领海洋开发，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借助布局“印太”和北极，谋求重塑全球海洋地缘态势。

对中国而言，应对美国海洋战略的新一轮转型，需要着眼于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和运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视角，既要对潜在挑战高度警醒、做好应对准备，更需要加快推进自身海洋事务建设，进一步强化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规划，全面提升经略海洋的能力。

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海洋强国，历来具有强烈的经略海洋意识，甚至从“海洋事关国家兴衰”的高度进行海洋战略谋划。近年来，伴随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全球海洋竞争加剧，各国纷纷强化海上力量、新科技的快速发展，美国加强全球海洋军事布局和海上力量建设，加紧海洋开发和利益保护，海洋战略正在经历新的变化。

美国海洋战略呈现新转型

首先，以超前的海洋经略意识，制定海洋战略规划。美国历来重视战略规划在海洋事务中的作用，制定的海洋战略规划往往成为各国效仿的模板。近年来，美国着眼于海洋及海洋资源的持续、高效开发，制定“沿海和海洋空间规划”，对9个海洋区域的开发活动进行系统规划，采取差异化的区域管理模式。美国国家海洋委员会制定《海洋变化：2015~2025海洋科学十年计划》，确定海洋基础研究的关键领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台《未来十年发展规划》，着眼于保护海洋及海岸生态系统，分析美国海洋开发面临的主要发展趋势，提出美国海洋发展的基本方略。鉴于北极问题升温，美国主要涉海部门均制定了长期性的北极政策，如《2014年~2030年海军北极路线图》《NOAA北极共识和战略》《海岸警卫队北极战略》等，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将北极纳入海洋战略的核心内容。

其次，突出海军作用，以“重建海军”为后盾，维护美国全球海洋主导权。海军是美国海上主导权的根本支撑。为应对大国竞争对于美国海上主导地位的挑战，美国近年来重新聚焦海上武装力量建设。一方面，扩充军备，以扭转舰队规模不断缩水趋势，确保美国海军在全球关键海域的“全覆盖”和“全方位进入”能力。为此，美国海军近年来先后提出打造“313舰队”（即2020年前将军舰数量增至313艘）、实现355艘舰队规模等计划。另一方面，制定新版海军战略，通过“全球舰队基地”“动态防御”等新理念，达到优化整合自身海上力量、有效借助盟国力量的目的。尤其是在对全球海洋战略环境评估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海军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的需要和应对传统海上威胁的考虑，海上战略核心理念由冷战结束之初的“由海向陆”转向“重返制海”。美国海军于2017年1月制定的《水面部队战略：重返制海》指出，“重返制海”的核心要义是确保美军在全球海域的自由行动能力，并阻止对手国家利用海洋对美国利益形成挑战。“重返制海”的提出，反映了美国海军基于国家大战略的需求而重启海权竞争的战略意图。

第三，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支撑，引领海洋开发，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美国的海洋强国地位，得益于其对海洋科技的高度重视和强大的海洋科技实力。在新科技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美国显著加强了对海洋先进装备和技术的研发，在海洋探测、水下通信、深海资源勘探、船舶制造等传统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同时，无人自主船舶、低成本智能感应器、深潜机器人、水下云计算等新一代颠覆性海洋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应用于海洋开发活动。此外，美国还大力开展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美国海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相继制定研究计划，聚焦海洋酸化、北极和墨西哥湾生态系统、海洋可再生能源、深海生物基因等领域，为新一代海洋科技研发提供了基础技术储备。

第四，借助布局“印太”和北极，谋求重塑全球海洋地缘态势。从海洋战略的视角看，美国近年来推出“印太”构想以及对北极的战略关注，反映了其对于全球海洋地缘态势的全新认知，是对冷战以来长期推行的“两洋”（太平洋、大西洋）战略的重大调整。具体而言，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旨在将其在太平洋的传统主导地位扩展至印度洋海域，并借此整合从西太平洋沿岸至印度洋西岸的海上通道，确保美国在这一广袤海域的军事行动自由和商业利益。美国对北极的战略关注，则源于该地区潜力巨大的航道、资源和科研价值。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增强在北极治理和多边合作中的话语权、加强对北极科学研究等方式，掌控这一全球海洋的新高地。可以预见，印太和北极将成为未来美国全球海洋地缘布局的新支柱。

美国海洋战略转型的背景

一是美国全球战略全面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奥巴马政府以应对中国崛起为核心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则出台以应对“大国之间长期战略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界定中国、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加大海上战略布局和对冲态势。这标志着“9·11”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打击恐怖主义的优先议程让位于应对大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安全挑战。对海上通道的掌控及能源、资源安全的保障依然重要，这也决定了其海洋战略转型的基本考量。

二是全球海洋竞争持续加剧，海洋秩序酝酿新的调整。近年来，各类海洋争端热度不减，主要国家围绕海洋权益的博弈更加激烈，手段更趋综合、多元。各国更加重视海权战略，出台更多综合性和针对性强的涉海战略或政策，并加快政策的具体落实。为捍卫并争夺海洋权益，主要国家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加紧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并谋求在法理上赢得主动。与此同时，极地、海底资源等成为海洋权益争夺的新领域，硬实力博弈与规则之争日益显现。

三是新科技革命正在变革人类与海洋互动方式，引导全球海洋博弈进入新时代。近年来，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为主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些基础理论面临突破。从历史上看，历次重大科技革命往往都会带来海洋研究与开发的革命性变革。科技竞争成为影响全球海洋争夺的关键变量。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面对激烈的技术竞争，美国海洋科技战略需要不断更新升级。

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构成的挑战

综合来看，美国海洋战略加快转型，与其竭力维护霸主地位、“让美国重新伟大”相辅相成，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影响，也将攸关未来大国海洋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美国海洋战略的新一轮转型，势必对中国推进中的“海洋强国”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这种挑战将首先表现为中美围绕海洋问题的较量扩散、升级，海洋及其相关问题可能成为中美潜在竞争的重要领域。近年来，中美围绕海洋问题的较量虽然较为激烈，但基本上是以局部性、领域性的争夺为主，例如双方围绕南海、东海问题的较量，以及围绕某些海洋规则的博弈等。美国海洋战略的新一轮转型，则可能刺激中美海洋战略的全面对冲态势。这种对冲态势既可能表现为海上战略的直接竞争、甚至对抗，也可能表现为在海洋秩序、海洋科技、海洋新兴领域等方面的全频谱博弈。中美在海洋科技方面进行“隔空”竞争，在北极、海底资源开发等新兴领域展开争夺，以及在中国周边的海上较量扩展为在“印太”地区的较量，这些潜在趋势均可能加剧中美海洋竞争的深度和广度。

美国海洋战略的新一轮转型，还可能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形成制约。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尤其担心中国借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求扩展海洋存在，与其争夺海上“势力范围”。美国国防部《2018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和北极地区的扩展深度警惕。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甘斯德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极可能为中国进一步向沿岸国家展示和部署快速发展的海军力量提供新的平台。基于上述认识，为了实现“海洋控制”，美国海洋战略的转型很可能加入应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考量，在控制全球海洋战略通道、布局支点国家和重要港口等方面采取切实举措，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直接竞争局面。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共担治理责任，营造和谐安全、合作共赢的海洋态势，成为各国参与全球海洋事务的必由之路。美国虽然作为传统海洋霸主，也仍需要顺应全球海洋治理的大势，其海洋战略的转型必然受此制约。对中国而言，应对美国海洋战略的新一轮转型，需要着眼于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和运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视角，既要对潜在挑战高度警醒、做好应对准备，更需要加快推进自身海洋事务建设，进一步强化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规划，全面提升经略海洋的能力。唯有如此，才可在与美国的潜在海洋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分别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美国海洋战略和海洋科技政策研究”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