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一场红树林生态复种活动将在漳州龙海市海门岛举行，20余名志愿者计划共同在海岛潮间带种下200株秋茄。海门岛雄镇九龙江入海口，拥有成片原生红树林资源，却遭遇不同程度破坏。去年开始，福建本土公益组织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在这里启动生态修复与公众教育计划。今年上半年，约200名志愿者在岛上复种了近4000株红树植物。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植物群落，涨潮时被淹没，退潮时露出水面。福建东部沿海是国内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区之一。作为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红树林具有维系生物多样性、防风减灾、护堤固岸、环境自净等生态功能。由于环境污染、工程建设、无序生产等复杂因素，中国红树林一度遭遇危机。2001年厦门大学绿野协会发起成立红树林项目小组。从学生社团一路走来，而今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以下简称红树林保育联盟）志在关注中国沿海每一片红树林的生死存亡，希望联结政府、企业与民间力量，为红树林生态系统提供更多支持。

　　环保公益理念的更新再造

　　37岁的刘毅，是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发起人。与红树林保护事业结缘，源自其就读于厦大生物系时主导的一场白骨壤默哀仪式。

　　“2001年9月，我们得知厦门集美凤林的一片15亩红树林，因工程建设部分毁损。我们赶赴现场，带回了一截红树林植物白骨壤的树桩。”刘毅还记得，绿野协会的学生成员，围着这株白骨壤进行默哀，并发出保护红树林的倡议。

　　“红树林是生产力最高的四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栖息其中的动物超过2000种，中国80%的水生鸟类曾在红树林被记录。而其保堤护岸、减缓风暴潮的减灾功能，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得到了现实验证。”刘毅说，由于环境变化与人为干预，中国的红树林资源曾遭遇大面积破坏。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万捷关注了红树林保护议题。其提案《建议国家海洋局切实加强红树林保护》援引的数据显示，我国红树林规模从上世纪50年代约4.2万公顷，锐减至2000年的2万余公顷。这意味着，半个世纪间，近半红树林消失。

　　“中国红树林所遭受的威胁因子中，自然灾害、虫害、外来物种入侵是一个方面，更大的威胁来自人类生产活动，譬如填海造陆、挖沙取土、工业建设、过度捕捞、无序养殖等。”刘毅说。

　　厦大绿野协会决定成立红树林项目小组，这也是一场关于环保公益理念的更新再造。“彼时的学生环保社团，要么摆脱不了‘捡垃圾、种树、回收废旧电池’传统老三样，要么一路骑行挺进可可西里呼吁保护藏羚羊，本土生态问题反而鲜有人关注。”刘毅主张，聚焦在地生态环境议题，更能引发市民共鸣，从而唤起本地民众的更多关注与参与。同时，“中国红树林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林鹏教授领衔的厦大生物系，为红树林的研究与保护提供专业支撑。

　　在学生社团时期，成员数不足10人的绿野红树林项目小组，完成了福建红树林资源分布调查，并开展了大量公众教育与倡导工作，同时与国内众多草根NGO构建联系。2006年，红树林保育联盟正式成立，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践它关于红树林保育的设想。

　　生态预警与公众教育

　　在红树林保育联盟业务版图中，2009年推行至今的红树林生态预警机制，是核心。“我们期望在全国构建红树林民间预警网络，让每一处破坏征兆都及时被发现并遏制，让每一例破坏事件都得到曝光和处理，让每一片红树林都能够得到关注和记录。”预警机制项目负责人庄思婷说，缓解和遏制红树林被破坏的速度，监督红树林变化过程，而非依赖事后救济，是预警机制的初衷所在。

　　红树林保育联盟在全国广泛征集义务巡护员。“我们为民间巡护员提供专业培训，而后巡护员开展红树林片区基础信息收集与定期巡护，发现问题实时公开发布，尽快介入与干预，并全程追踪问题的改善与解决。”庄思婷表示，红树林保育联盟为此开发了互动地图，巡护员与社会公众可登录互动地图平台，通过定位、拍照、文字描述，参与编写地图。“绿地图展示红树林保护区的位置和信息，红地图展示红树林保育活动，黑地图则展示红树林预警信息。”根据红树林破坏程度的不同，红树林保育联盟将其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干预方案。

　　多年来，红树林保育联盟的预警机制干预了众多红树林破坏事件，其中不乏经典案例。2013年12月，巡护团队在巡护中发现，龙海市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片内，一处在建砂场掩埋了部分红树林。红树林保育联盟当即向龙海市林业局实名举报。随后，当地政府启动砂场整治行动，周边15家砂场陆续停产。一年后，当地对遭遇破坏的植被开展生态复绿，补植木麻黄幼苗。

　　预警干预与公众教育，是红树林保育工作的一体两面。

　　“推动公众参与和教育，旨在为公众创造与红树林接触的机会，帮助公众了解红树林，热爱红树林，最终参与到红树林的保育行动中来。”刘毅表示，2017年，红树林保育联盟共完成生态恢复行动11次，近800人在全国各地红树林片区遍植2万株秋茄。

　　公众参与红树林保护，还包括红树苗认养计划、生态工作假期、把红树林画进日历等方式。“自2013年起，我们连续4年组织中国儿童参加全球红树林艺术竞赛。去年，我们开展的‘把红树林画进日历’项目，共收到来自广东、海南、福建各地近百幅画作。”庄思婷说，参加认养计划的学生，则可以通过微店下单认购红树苗，并在三个月时间内，做好认养观察与笔记，最后由保育联盟进行树苗回收与种植。

　　倡导协同公益新理念

　　在认知惯性中，环保问题通常源自发展与生态的冲突。“在环保问题上，各方利益并不天然冲突。”刘毅说，联合各方利益群体，开展资源共享、协同合作、互补互馈，才是更好的策略。

　　“目前，全国有将近80%的红树林被纳入各级自然保护区，除了国家级保护区外，其他级别的保护区大多面临着编制、人员、专业能力、资金等多重掣肘，在红树林保护与公众教育方面，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刘毅援引厦门大学早前完成的一项调查称，全国20多个红树林保护区，超过三分之一未配备专职人员。红树林保育联盟试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行能力输出与开展定制化服务。“由于在红树林滨海湿地领域的专业性，我们和国内不少红树林保护区建立了行业服务合作关系，为对方提供宣教体系建设、校本教材开发、VI设计等智力支持和服务输出。”刘毅表示，这样的服务模式也从体制内延伸至体制外——为企业及其员工定制自然体验、生态导览等公益服务，以此为NGO发展注入造血功能。

　　社区与原住民的协同发展，是红树林保育联盟关注的另一议题。“国内红树林保护区制度具有一刀切的局限性，往往是划定保护区后，就把红树林封起来，对于依靠红树林生活的渔民生计未作充分考虑。”刘毅认为，原住民利益与社区发展，是环境保护的组成部分，应该在生态维系的基础上，为其提供更多生计替代方案。

　　在综合评估生态影响与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红树林保育联盟为渔民们设计了海鸭蛋、红树林蜂蜜等转产方案。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渔民，曾长期依靠围塘养殖谋生。2013年，红树林保育联盟引入了“东寨港红树林蜜蜂养殖”项目，并配套资金、技术、品牌、市场通路支持。2014年，该项目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中的“社区参与创意奖”，这是国际规模最大的环保奖评比活动之一，授奖活动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红树林保护事业的未来，公益实践期待者们还有更多主张。刘毅建议，立法层面出台全国性的红树林保护法律，以明确红树林定义与主管部门，为红树林保护实践提供法律支持。庄思婷则主张大数据、遥感、空间技术等技术在红树林监测领域的应用，以提高监测与监管的效率。